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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于1991年接任副总理，以副总理的身份主持国务院的全面工作。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文：蛮族勇士
国内刚刚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内部动乱，由于采取了刚硬的手段予以处置，欧美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处罚，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重税，严厉的武器禁运，以及全方位的技术封锁，这些处罚措施一直到今时今日都没有完全解除。
中国的制造业因此遭受重创，1992年工业企业亏损家数为6.5万，到1995年暴增到12.8万家，直接就是翻了一倍。请注意，这个时候中国的民营工业还没怎么发展起来，所以这些亏损企业基本上全都是国企。
国内物价飞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1993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5%，94年上涨24%，95年上涨17%，三年下来，物价涨幅高达67%。
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几乎相当于崩盘。
198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3.77，在经历了这一年的动乱之后，到1990年就贬值到4.78，1991年继续贬值到5.32，两年时间，贬值幅度就达到了41%。此后人民币继续贬值，一直贬值到1994年的8.62，才勉强算是守住了汇率。5年下来，贬值幅度高达128%。
国际上同样不太平，1991年初的时候美国发起了海湾战争，狠狠的刷了一遍存在感，明确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到年底的时候，无从抵抗美元地位的苏联就在剧烈的动荡之中解体，留下满地狼藉。
眼看着全世界就只剩下中国这个唯一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大国，面对着举世排华的险恶局面，如何生存下来，成为摆在我大中国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
朱相临危受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开对民间资本的严厉管束。
关于民间资本的管控问题，这里必须回顾一下。
我大中国建国之初，定下的基本国策，就是彻底消灭民间资本。农村的土改消灭了地主，还是城市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则消灭了资本家。此后通过连续30年的历次政治运动，更是在肉体上将有本事操弄资本的人消灭了个干净。
1979年搞改革开放，首先放开的是对外资进入中国办企业的限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就在当年度颁发，但是，一直到1990年，中国人自己开厂办企业，或者进行正常的商贸活动，那可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是要坐牢的。外国人开厂挣钱可以，中国人竟然连挣钱的机会都被剥夺，这简直算是国家层面的崇洋媚外了。
1982年温州八个最知名的个体户以投机倒把罪捕，史称“八大王事件”。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巨大的骂声，八大王被抓了两年后，我大中国政府就迫于压力，被迫把他们放了出来。然而在制度上，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官员们竟然获得了倒卖商品牟利的特权，史称“官倒”，而老百姓只能计算着自己手里可怜的一点粮票布票，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这事如果能忍，那我大中国现在应该还在秦朝。
于是1989年，举国暴乱，封锁了广场和马路的学生们最大的诉求，就是开放民资，给老百姓一条活路。这次暴乱固然被强力镇压了下去，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整个中国暗流汹涌，随时都能酝酿出下一次的动乱。
朱氏从底层一路打拼上来，深知民间疾苦。唯有开放民资，给老百姓挣钱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
1993年年底，朱氏顶住了重重压力，终于让千呼万唤的《公司法》的正式出台。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办企业，终于在法律上不被视为万恶的资本家，不被视为一种流氓和剥削行为。
1997年，刑法上的“投机倒把罪”被正式撤销，正常的低买高卖的商务活动，不再被视为犯罪。中国人自此才真正获得了民间投资的生存空间，而中国经济，在这个时刻之后，才走向了真正的腾飞，才能在2000年到2010年的时间里，创造出奇迹般的连续十年高速增长。
朱氏当国，仅开放民资这一条，就算得上功德无量。
然而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已经处于亡国边缘。开放民资这个做法，固然是治本之策，但是见效太慢。要等着早先已经被肉体消灭干净的民营资本家重新成长起来，支撑起中国经济，这没有个十年八年，根本就不可能。在急切之间，好像总得要下几剂猛药，给孱弱的中国经济打几剂强心针，才能缓过气来，慢慢发展。
于是朱氏祭出了两个大杀招：财税领域的分税制，以及国企领域的抓大放小。
这两个大招，将给中国带来极其深重的影响。
分税制这个东西，走的还是王安石那一派的路子，无非就是集天下财富于京城，强化中央集权。
照理说，政府的财税体制，是建立在事权分配的基础之上。中央政权干多少事，地方政权干多少事，大家根据各自干的事情的多少，按比例分配财税收入。在汉武帝和王安石的时代，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维持中华文明的延续，所以王安石可以占据大义的名分，理直气壮的聚敛天下财富。
现在眼看着我大中国再次陷入生死困境，所以强化中央集权，把全国的财富都归集到中央手里，让看起来公平公正的中央政府掌握最大的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有限的财富用于救援最惨的地区，或者操办大项目，这同样也具备了大义名分。所以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开始推行，朱氏原本以为这事会遭遇巨大的阻力，结果到1995年就全面完成。
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是3比7，改革之后倒了过来，中央拿7，地方拿3。我们必须知道的是：
收入分配比例虽然改了，但是事权没变。属于中央的职责依然就是军事外交这一块，而最需要花钱的民生领域，依然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拿着3成的收入，要干7成的事。
现在我们回头看的话，王安石的聚财式变法，以及我们今天的分税制，其实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第一，生存困境；
第二，中央政府在财富使用的高效性。
这两点缺一不可。
没有了生存困境，中央聚敛财富的行为就没有了正当理由，按事权分配收入才是正当的。而如果中央政府乱折腾，瞎花钱，那就万事皆休。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最终失败，全数被废，是输在了第二条上，他聚敛了举国的财富，最终却在跟西夏的第四次大会战中无功而返，基本上瞎花钱的罪名跑不了。
而我大中国，则很快遭遇了第一条困境。
2000年之后我大中国经济已经缓过了气来，GDP增速恨不得长年维持15%以上，放开管束之后的民营制造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尤其是2000年加入世贸之后，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生产了全世界15%以上的商品，中国制造横扫全球，把欧美的基础制造业打得哭爹叫娘，产业工人纷纷失业，底特律都被打到要破产，工会组织们对中国恨之入骨，但是拿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这个时候，再拿所谓的生存困境出来说事，就非常无聊了。中央政府富得流油，手里的钱多到没地方花，一到年底就突击上项目；而地方政府穷得死去活来，为了多收点税，整天派城管跟流动小贩打架，没事就拖欠老师工资，最后还形成了卖地财政，搞暴力拆迁，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时移世易，分税制早已经丧失了正当性，但中央政府啃大蛋糕啃习惯了，硬是不肯撒手。
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能解决，恨不得算是中国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大的毒瘤，只要触碰一下，就要喷出一股股恶臭的毒液，把所有人统统淹没。
朱氏的第二剂猛药，国企的抓大放下，则带来了另一个在当时根本想象不到的恶果：权贵资本的壮大。在当时，朱氏的想法很是简单，把处于亏损之中的中小型国企都给卖了，只保留关键领域的大型国企，以便给财政减负，卖企业的时候多少也还能收到一笔钱，这简直算是开源又节流的大好事。
这事从1995年开始弄，到1999年基本弄完，按官方的说法，大概总共有1200万的中小国企工人下岗，在各种上访闹事之后，最终在2000年之后无奈的去了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实现了再就业。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一条：这些中小国企，最终卖给了谁？
在当时，中国刚刚才开放民资，民营资本家根本就还没成气候，也不可能大规模的拿钱出来收购国企资产。所以，剩下的唯一的买家，就是官僚家族，就是在80年代的“官倒”风潮之中挣了第一桶金的红色贵族子弟。这批人以在当时来说极低的价钱收购了大量的企业资产，此后，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缓过劲来，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垃圾的资产，统统变成了黄金，红色贵族们整体上挣得盆满钵满，中国的权贵资本自此成型，并在2010年后整体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凡有任何挣钱的产业，权贵资本就是一哄而上，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将所有的财富都吃干抹净，连一点残渣都不留给民间资本。
这就是2010年后我们耳熟能详的“国进民退”的真相。
中国经济自此丧失了增长性，从此前15%的年增速，暴跌到现在的不足7%。
2003年，朱氏从总理位置上离任。
他开放了民资，但给这个中国留下了“分税制”和“权贵资本”这两大毒瘤。
他帮助中国度过了1990年代的危局，但是他留下的两大毒瘤，已经在现在的2010年代发作了出来，让中国经济狼狈不堪。这其中的功与过，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衡量得清楚。
今天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着经济长期的下行险恶局面，全世界的经济都进入了危机模式。
这一次，我们还能如何度过危机呢？
这一次，我们是要继续学王安石，让这个国家身上的毒瘤越长越大，最后毒发身亡，举国暴乱；还是要转过身来，学一学张居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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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24 21: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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