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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制造文字狱之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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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25 19: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一直对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感到怀疑,但苦于知识匮乏,无力透彻反驳。但后来看到一篇王春瑜写的文章《功夫文章学子书》,是介绍研究明史的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早就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考证。

王春瑜说“学霖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明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朱元璋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朱元璋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学霖先生对此未敢轻信……经学霖先生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几重雾。”

……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守仁,德祥。比如徐一夔,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陈学霖说“《札记》引文是否采自原本,抑误抄《翦胜野闻》,未易断定。无论其出处为何,此故事自赵翼传录以后,后代学者多予援引。而徐一夔触犯文字狱忌讳遭斩之说遂不胫而走,人多以为真实矣”事实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八十多岁,当然就不可能死于什么文字狱。《始丰稿》跋说“……考陈氏善万历《杭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再加上一个证据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徐一夔担任杭府教授,从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徐氏至建初卒殆无疑问。《翦胜野闻》之荒诞不攻自破。”


关于释来复,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僧来复(见心)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事实又如何呢?早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就已经加以辩正过了“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样,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欣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

来复(也就是见心)真正的死因是牵连在胡惟庸党案内,明朝的释明河写的《补续高僧传》中卷二五说“……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僧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于是得罪”。在释元贤《继灯录》卷五中说“二十四年,山西捕获胡党,举师等往来胡府,坐罪入灭”

再看蒋清高,还是《闲中今古录》,说他“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误注被斩于京师”,按《闲中今古录》作者黄溥的说法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而按照象山县志录的《蒋氏谱》的记载蒋清高“生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

接下来是王春瑜考证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迹,按照郎瑛《七修类稿》中的记载,守仁因为《题翡翠》一诗,德祥《夏日西园》一诗,“被罪之,不善终”。而事实上,守仁根本没有做过《题翡翠》,“是好事者,附会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业上,与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错,彼此关系融洽,最后‘示寂于寺’,善终天年,所谓不善终云云,实属无稽之谈”。

至于德祥,和所谓的不善终,更是沾不上边,他“一直活到永乐中,有题倪云林,周履道书画云:‘东海东吴两故人,别来二十四番春。’又有为王驸马赋清真轩诗,有和御制赐赤脚僧诗”,他在永乐中“谈笑而逝”,“郎瑛说他因《夏日西园》诗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终’是无稽之谈”


以上都是一些可以考证清楚的和牵涉到所谓文字狱中的人物事迹,还有许多是无从考证的,如赵翼《札记》根据的《朝野异闻录》中的记载,《朝野异闻录》记载又多半出自梁亿的《传信录》,里面说“洪武间凡三司、府、卫、州、县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声音字样可疑而被诛者甚多……”,然后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什么因为“天性生知”,因为“睿性生知”,因为“作则垂宪”,因为“垂子孙而做则”,因为“体乾法坤”,因为“藻饰太平”等等语句被诛,据说是因为“生”音同“僧”,“则”音近似“贼”,等等,所以触犯了朱元璋的避讳,从而被诛。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从这些记载本身来看,所提供的十几个例子,既没有具体的年月,也没有具体的细节,更没有提供可以用来查证的材料。所以似乎只能“姑而言之,姑而听之”。更可笑的是不同的书籍,往往把同样的一个事件,按在不同的人身上,甲说的变成乙说的,乙说的变成丁说的。


……很显然,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完全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改革不切实际的文风,和所谓的文字狱避讳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上面的事实,陈学霖教授说”野史谓礼臣恐惧触犯文字忌讳,恳帝颁定表笺成式以为遵守乃无稽之谈,事实并非如此也”。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野史说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导致文字狱。这一点恰恰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事实是朱元璋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那些可以具体考证人物事迹的案例,还是那些无从考证的案例,都漏洞百出,破绽重重。可以断言,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基本上是捏造虚构的。正如陈学霖教授所说:“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案史料不宜轻信”,“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事实”。

从陈学霖教授的话可以看出,关于朱元璋文字狱说法的传播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朝弘治至万历间,以野史稗乘的形式出现,有徐祯卿的《翦胜野闻》(1500年左右)、梁亿的《传信录》(1520年前后)、郎瑛《七修类稿》(1566年后)、王世贞《弇州史料》(1614年)黄景昉与《国史唯疑》(1644年前后)。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一人发端,然后辗转抄袭,不断添枝加叶,添油加醋,说的有鼻子有眼。但这个时候,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说法,影响力并不算大,相信的人不多,这些书的信誉也不好,比如沈德符就在万历野获编》中讥讽梁亿的《传信录》说“乃不自揆,僭称‘传信’……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尤其在明末清初,经过钱谦益的详细考证,已经指明所谓朱元璋文字狱中大量的案例是虚假的,和事实完全不符合。这个阶段算告一段落。

第二个阶段就是满清乾隆时期的赵翼(1717-1814),他不知道是没有看见过钱谦益的考证呢,还是见过之后依然置之不顾——但我猜想有可能是前者,因为这个时候钱谦益写的所有书都成为了禁书,看禁书或收藏禁书在乾隆统治下是有杀头危险的——他在《廿二史札记》中,不辨真伪,把过去此类记载全都以为真实加以摘抄记录,并且说明“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从此之后,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说法似乎就成为了定论,被当成了真实历史对待,一些著名的历史学者比如顾颉刚、吴晗、罗炳绵等人都根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大论特论朱元璋的文字狱。

现在我按照自己的个人想法来对这两个阶段做一下分析,看看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得以产生和传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第一个阶段,明朝时期这种谎言的产生和传播。一个很正常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谎言不产生在别人头上,却偏偏产生在朱元璋头上呢?我的想法是这和朱元璋实行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朱元璋的时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权贵和官僚们生活的最艰难最痛苦日子最不好过的时代。明末的思想巨人王夫之曾经提出过“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政治主张,他说“宽之为失,非民之善,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但这样的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落实,也不可能落实,但惟独在朱元璋时代,却得到了最严格最彻底的落实。当时的官员动辄得咎,反贪三大案中的空印案,郭桓案,几乎把整个官僚阶层从上到下都清洗了一遍。“天下中产以上人家破产大半”。


毛佩琦很形象的描绘过当时的情形“当时的官员们惴惴不安,经常是上班的时候,早上起来上班,要跟家里头妻子道别,说今天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侥幸晚上回到家里,见了妻子的面儿说,今天又活了一天,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朱元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允许普通农民捉拿扰民官吏,严禁官吏下乡……大部分人当官是为了发财享受,如果弄的他们比囚犯都不如,他们能不发狂吗?须知支撑皇帝的权力基础就是这些官僚阶层,权贵阶层,触犯了这个阶层的利益,就等于自己抽掉了自己统治的根基,没有哪一个皇帝会傻到这个地步。但惟独朱元璋是个异数,他敢于得罪全天下的官吏和权贵,强悍到这个地步,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要说在这样的统治下,那些功臣权贵不想造反,才是见鬼了,换了我是那些权贵,我也铁定造反。似乎有人说过朱元璋杀李善长是杀错了,因为李善长没有造反的理由,他本身已经达到了最高的位置,辅佐胡惟庸造反就算成功,也不过依然是那样的位置,又何必冒险造反,这样的话初听很有道理,但其实不对,李善长如果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他至少可以觉得自己能够活的更舒服一点,想侵占民田,就侵占民田,想生活的奢侈一点就奢侈一点,想鱼肉百姓就鱼肉百姓,肯定不会象在朱元璋统治下那么活的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拘束无比,因为贪污银子60两以上就要被砍头剥皮,光此一点,就已经可以构成充足的推翻朱元璋的理由了。

所以我说,换了任何一个别的皇帝,实行这样的政策,铁定要失败,铁定要被推翻,铁定要完蛋。实行这样的政策,还当皇帝,那就等于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对别的皇帝来说,只要臣僚不造反,别的事情都好商量,贪污就贪污一点,侵占民田就侵占民田,生活奢侈就奢侈一点吧,不但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臣僚没有政治的野心,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历史书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皇帝担心某个大臣有可能造反,于是这个大臣请求皇帝赏赐给他多少田地多少金银,于是皇帝就放心了,这说明这个大臣没有政治野心啊,顿时传为佳话。可是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佳话到了朱元璋那里,却全变了,根本行不通。在朱元璋时代,如果谁敢这么做,那无异是自己找死!朱元璋不是那种为了当皇帝而当皇帝的人,只要能当上皇帝,其他都可以商量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理想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宁愿得罪天下所有的官僚,就算所有的官僚都起来造他的反,他也在所不惜。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这一点能够从胡大海在外边领兵打仗的时候,朱元璋就杀掉他犯法的儿子,并说出“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这样的话得到证明,从理智的角度,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任何别人如果效仿这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自取灭亡。我常常觉得朱元璋之所以没有被推翻,没有失败,没有完蛋,实在不得不归功于他那超级强悍的个人能力,他等于是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发动了一场暴力革命,和所有的官员权贵阶层为敌,进行了利益的再分配。


了解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再来看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传说,就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了。朱元璋打击的阶层,恰恰是掌握有话语权的阶层,这个阶层在朱元璋这样严厉的打击之下,如果说没有仇恨怨毒,那是不可能的。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迫于他强大的力量,这种仇恨怨毒没有办法发泄出来,朱元璋去世之后,由于时代接近,他们就算想造谣,诋毁抹黑朱元璋,也不太容易办到,容易被揭穿,所以依然得不到发泄。但仇恨的种子已经播下,仇恨怨毒也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到了弘治正德以后,终于可以发芽成长了。这些人对朱元璋仇恨,对朱元璋的出身当然就更看不起了,觉得他出身贫贱,还当过和尚,于是很容易就从这方面做文章。直接公然的挖苦攻击,太笨拙,于是就制造出朱元璋文字狱的神话,说是朱元璋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有种种忌讳,所以因为字的谐音就杀人,说的活灵活现,真是一箭双雕,既把朱元璋丑化成了一个残暴心理病态的人,又能把朱元璋的贫贱出身渲染挖苦一下,很可以发泄他们心理的仇恨,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以后,这些谎言就不断流传,以讹传讹,继续生长,最后居然似乎变成了历史事实。更何况到了明代后期,那些文官本来就有凭借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就能对当朝的皇帝诽谤污蔑大肆攻击的习惯,对当朝的皇帝尚且如此,对两百多年前的朱元璋自然更不会放过。

将近两百多年后的满清雍正对明朝人的非君风气还大为光火,他说“昔明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污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至流传至今,惑人观听”(《大义觉迷录》)

(这里当然是这个暴君的无知了,明代人并非是什么“当时并未发觉”,而是对明朝人来说,非君是时髦流行的举动,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满清统治者自然难以理解)

明代人因为思想解放,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都有,这种对朱元璋的污蔑诽谤也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已,虽然有部分市场,但在当时并不引人瞩目,大部分的学者也不把这个作为信史,只当成笑话来看而已。钱谦益考证之后,应该说这些谎言更不值一提了。
但是到了满清乾隆以后,关于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又突然死灰复燃,甚嚣尘上,甚至发展到被相当一部分人当成真实历史来看待的地步。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觉得这和当时的时代环境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乾隆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制造文字狱最多,文字罗网最严密,残暴程度达到空前绝后的一个时期,因为文字而被凌迟抄家灭门的数以百计算,禁毁书籍更是不计其数,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浩劫。在这样的残暴统治下,大多数文人除了歌功颂德之外,敢怒不敢言,而满清统治者的一些官方或者民间的御用文人走狗,为了维护其主子的统治,也觉得有转移视线,分散注意的必要。于是朱元璋就成了一个合适的目标,反正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是现成的,只要加以收集整理便可,于是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就这样出笼了,而这样的谎言,又正好迎合了当时文人的内心情绪,于是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便广为流传,被许多人深信不疑。

而到了满清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为了把朱元璋塑造成一个封建地主总头目的形象,一个反动残暴的封建统治者的形象,这段谎言就更被供奉上了神龛,当成了不容易质疑的历史事实。

从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起源发展来看,谎言仿佛一个有机体生命一样,经历了一个孕育,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但既然是生命,也该有衰老毁灭的时候,现在就应该是这个谎言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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