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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先生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开始，几乎所有的媒体、教材在提到19世纪中叶开始的百年屈辱时，都不忘在清朝的国号前面加上代表统治者民族的“满”字。经年累月，今天很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提起近代史时，便将沉重的历史责任一古脑地推到了满清统治者的头上。既如此，我们便不妨从头开始讲讲中国的沉沦历史，看看满清统治者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替人背了黑锅。
作者：licheng2761来源：铁血论坛
一、【论思想禁锢】
不错，清朝确实是封建朝代中思想禁锢最严重的朝代，其最具代表的便是程朱理学与文字狱。但不得不说的是，清朝之所以能在思想禁锢上有这样的“丰功伟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统治者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便是从宋朝以来的各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阶层是一个少数统治多数的阶层。这样一来，他必然要将各种禁锢手段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强化。我们应该批判这一强化，但同时也应该审视一下这个基础。
先说程朱理学，它由北宋的“二程”，即程颢、程颐开创，后经南宋的朱熹完善，形成了思想体系。本身有其合理性。宋元明清各代均将其列为官方思想，以此来教导人民。为什么统治者独爱程朱理学？是因为它将很多儒教的本义加以歪曲，以此来方便统治者的“愚民”行为。这种歪曲是多大程度上的歪曲呢？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回顾一下。
程朱理学是宋明道学的一个分支，宋明道学最出名的一句话便是“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这句话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君王的要有做君王的样子，做臣子要有做臣子的样子，做父母要有做父母的样子，做子女要有做子女的样子。也就是说，孔子在谈论君、臣、父、子时，只是相对独立地谈其行为举止要符合身份，连什么样子才叫符合身份都没有细讲，更不用说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服从”的关系了。君王要显得尊贵，但并不代表着要“无微不至”，家务事就不要管。父母要管教子女，但并不是什么都要管，私人空间要予以尊重。这种自由的论调，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是很好的思想。
但经过了秦朝的独尊法家之后，自由的学风没有了，统治者必须选择一种学说作为官方思想。而被列为官方思想的学说，其学者的地位自然较其他学者的地位高出这么一截，于是大家开始了“竞标”。汉朝伊始选择了黄老学说，讲究无为而治。而儒家学者为了将黄老学说挤出去，自然要想些办法。于是便出现了董仲舒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一来便在孔子相对自由的论调中加入了“服从”的成分。也就是说只要不违反道义，君王说的话臣子必须听，父母说的话子女必须听，丈夫说的话妻子必须听。对于那些本就在君王、父母、丈夫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这变化本来无可厚非。但三纲将很多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事情也纳入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君王要管臣子的家务事，臣子也要遵命。父母要干涉子女的私人生活，子女也要服从。丈夫不许妻子和其他男人说话，妻子也必须听。这样一来就大大加重了对人民的束缚，已经背离了孔子自由的思想内涵。但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这种束缚更利于统治阶级实施管理。于是，这种经过扭曲的儒家学说就被“独尊”了起来，成为了汉朝的官方思想。
虽然董仲舒的理论已经开始背离了儒家最初的思想，但他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由的内涵，所以在汉、晋、唐三个王朝及其中间过渡的三国、南北朝时期，社会的风气还相对自由。统治者与“真理”的地位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理论上讲，臣子还是可以和君王讲道理的，子女还是可以反抗无厘头的父母的，妻子面对暴虐的丈夫还是可以一走了之的。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建安末年，刘兰芝的经历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妇女不堪婆婆的行为，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并且还可以再嫁。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不堪。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传入我国，并在唐朝时期盛行（各种石窟）。而在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连年的战乱又在无形中抬高了“无为而治”和“慈悲为怀”的道家、佛家的地位。很多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是以佛学为主体思想的。而强调“有为”的儒家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为了保住自己主题思想的地位，必须变得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于是，两宋的儒学家大笔一挥，将三纲“发扬光大”成了“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这一改不要紧，在三纲体制下还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的“臣和君讲理，子和父讲理，妻和夫讲理”被从根本上否定了。不管君王多残暴，今天让臣子死，臣子就必须死。也许第二天君王又想明白了，下个“罪己诏”，安抚一下家属，不仅把事情摆平，还能捞个“知错便改”的名声。
这种被极度歪曲的理论已经不能再称为儒家了，所以我们在下文中称之为“理学”。理学在一开始是经历了坎坷的，被斥为“伪学”。这种坎坷，一方面是因为二程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善。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虽然通过谋反而当上皇帝的赵氏很担心自己遭报应，但通过削弱武将兵权等等做法在内部统治上还算说的过去。加上有辽、西夏的外在压力，宋朝民众还是很支持统治者的。
但是到了南宋，赵构先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在北方死去而无所作为，还将岳飞等爱国将领或杀死，或除官。之后又因为无后嗣，而在民间选了一位“太祖后人”（太祖即赵匡胤，大家想想这“后人”的纯度吧）继承了皇位。这样的情况下，民间不可能不讨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加上宋朝对金朝，时而称其为“兄长”，时而称其为“叔父”，地位始终摆不平，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也受到伤害。内忧外患之下，统治者自然需要比三纲更有力的思想武器来维护统治，此时，朱熹又通过对二程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精致的程朱理学。如此一来，凭借着“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等“亮点”，程朱理学顺利上位，由此开始了理学独大的时代。从此，臣子在君王面前是羔羊，子女在父母面前是羔羊。而因为程颐的：“……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的精彩论调，以及“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答：“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完美问答，妇女在接下来的漫漫长夜中再无翻身之日了。
到清朝入主中原时，程朱理学已经不仅仅为官方所推崇，还被广大民众所深深认可。因为剃发换装的事情，满族已经激起了相当的民愤。而且对于外来入侵者来说，与其给被征服者同自己“讲理”的可能性，还不如顺其意思，让他们继续当“羔羊”，于是，清朝沿用了明朝的官方思想，程朱理学继续统治了整个清王朝的思想阵地。清朝选择程朱理学，既符合自身利益，同时，也是顺应了广大汉人的民意。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如果当年是李自成做了皇帝，他依然会选择程朱理学。如果清军入关时民众所认可的是董仲舒，甚至是孔子的理论，那么清朝同样会加以沿用。我们今天评论这一选择时，不应该只批判清政府，还应该向二程、朱熹以及选择程朱理学的各个朝代的各个皇帝进行问责。试想，如果没有程、朱的歪曲，没有宋、元、明各个皇帝为了自身利益的选择，那么当清军入关时，人民的思想很可能还是停留在董仲舒的三纲之上，甚至有可能回到孔子最基础的儒家精神上。这样一来，即使清朝大力强化原有的禁锢手段，中国的社会风貌也不会像后来那样死气沉沉。
再来说说文字狱，这是清朝最为人诟病的作为之一。但应该知道的是，这同样不是清朝的发明，之前各个朝代均有文字狱的案例。这里先要说明一点，文字狱专指那些通过篡改作者本意来使作者获罪的冤案，文字狱并不是单纯的禁锢文学的手段，而是一种政治迫害的手段。文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哪个不是忧国忧民的？又有几个一生之中的所有作品中一句牢骚话都没有？有些人被整了，有些人没被整，其根本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文章内容如何，而是因为作者本身的政治思想与当权者相悖。比如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关押、贬官，并不是因为诗句真的很有“杀伤力”，而是因为宋神宗当时希望推行新法，但苏轼坚定地站在了保守派的一边。加上他是文坛领袖，让他在那里握有权力实在阻碍新法的推行，于是才有了乌台诗案，如果当时宋神宗是保守的，那么苏轼那些用来讽刺新政的诗句也就无所谓了，甚至还会被皇上拿来质疑改革派，说不定某些改革派还会因此被贬官。清朝对于“明”这个字很是敏感，尤其忌讳将“明”、“清”并用，很多文人因此二字获罪。但是正大光明这个匾额，却是顺治帝所书，康熙临摹过，原迹藏于故宫御书处，乾清宫悬挂的是乾隆摹拓的，后来嘉庆宫失火，匾额被烧毁，嘉庆皇帝命人重新摹拓的。“光明”如果纠察起来可以当“光复明朝”讲。“正大光明”如果歪曲起来，可以作“正式、大胆地光复明朝”讲。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四位皇帝，先后写了这四个字，却没人敢问。不仅没人问，还要把匾额高高地挂起来。为何？因为他们站在政治的最高处，政治上绝对正确了，“正大光明”也就无所谓了。一言以蔽之，你的政治思想与统治者相悖了，那么你的发牢骚的诗词就会被当作 反诗加以利用。就算你没有因为不满而写诗，政治的需要也会生来硬拽地把你的作品转换成反诗。反之，如果你的政治思想对了当权者的胃口，那么你写类似的诗句，用同样的辞藻，却不会有人检举，说不定还能得到夸奖。
如果清朝是汉族人建立的，文字狱同样会存在，但不会那么多。那么，为什么清朝时文字狱会特别多？这是因为满清的统治者希望汉族人把自己当作他们的统治者，但当时的汉族文人在饱览诗书后，难免会将统治者当成戎狄蛮夷，因此显然，就不会服从管理。由于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于是，统治者要打击的人就空前地多了起来。这些汉族文人一般不会有太高的官职，某些甚至是两袖清风，想告他们贪污之类的很困难，于是文字狱这种方便快捷的手段就受到了空前地重用。如果说清朝之前的文字狱仅仅是作为政治斗争的辅助武器的话，那么清朝的文字狱便是满族统治者打击汉族文人的制式武器。也就难怪文字狱会空前兴盛了。
不难看出，清朝统治者在程朱理学和文字狱两个方面，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又向前走了或大或小的一步。这走出去的一步加重了程朱理学和文字狱对中国人思想的禁锢，当然应该予以批判。但这两者毕竟都是前人，更确切地说是前朝的汉族人所发明、发展的。如果要把一切责任都归到满族统治者身上，那么显然，满清政府就为之前的汉族学者、统治者背了黑锅。
二、【论腐朽误国】
1840年开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之后的评论中，无一不指责满清的腐朽误国。不错，满清政府确实腐朽无为，拒绝改革，每天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但若说满清要担起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的全部责任，那就有失公正了。
这里，我们先要明确一点，即什么是开放，什么是封闭。我认为在讨论中国的沉沦史时，开放与闭塞是指精神上而非物质上的。我们并不能因为宋、明、清有对外贸易就说他们是开放的。因为虽然这三朝在与其他国家与民族做生意，但在思想上并不接纳对方，甚至是藐视对方。这种表面的开放根本就不可能让中国人谦虚地学习他国的长处，所以实质是封闭的。只有像唐朝以及当代中国那样，既开展对外贸易，又虚心学习他国的长处，以彼之长，补己之短，那才能称之为开放。
中国有没有机会优于列强？当然有。唐朝时，长安是世界的中心。各种文化都在中国进行着碰撞、融合。唐朝的开放不仅仅是市场的开放，还是思想上的全面开放。只不过唐朝在当时是世界上先进的政权，所以开放也就是繁荣市场的作用。但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开放，那么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理念自然会为我所接纳，利用。到19世纪时，中国不仅不会沦为东亚病夫，反倒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中国是何时开始闭关锁国的呢？天朝上国的美梦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不是清朝，是宋朝。
五代十国之后，汉族政权的军事实力已经在内耗中大大削弱了。面对着北方崛起的契丹辽政权、党项西夏政权，宋朝显得力不从心。宋朝的统治者这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像历史上那样，一面求和，一面锁国。二是像汉朝那样，再来一次封狼居胥，漠北之战，重振汉族政权的威武，以此来保持政权开放的思想。经过权衡，宋朝选择了前者。这一选择在短期来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一方面强敌在外不可能硬碰硬，另一方面长时期的战乱过后人心需要安抚，经济需要恢复。汉朝的文景之时也用过类似的手段。但是，汉朝有汉武帝这样的王者，所以在短时间的求和锁国后便彻底打败了北方的匈奴，从此让汉族人傲然挺立。
宋朝统治者似乎缺少王者应有的霸气，宋朝的闭关从北宋开始，一直到南宋灭亡。无论经济多么发达，宁可天天莺歌燕舞，也不愿整顿兵马，收复河山（不说唐朝的版图，最起码燕云十六州要收回来啊）。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是宋朝的统治者意识到自己很难建立一个唐朝那样的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干脆就全面攻击唐朝。在伦理上称其为龟唐——宋朝认为唐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女人地位抬高。在文学上驳斥抒情，宣扬说理——杜甫的诗实际是在宋朝才被推上宝座的。而在外交上，则驳斥了唐朝的开放政策，开始提出闭关锁国——宋朝时断绝了与日本的往来。这说明宋代统治者在思想上就已经趋于封闭，不希望开放。
二是前文提到的赵氏因兵变而称帝，所以怕遭报应，就使用了武将无权，文人带兵的政策。这样一来就使得宋朝在实力上无法击退北方的少数民族。这造成了什么局面呢？闭关锁国造成北方政权的入侵，入侵时宋朝又没能力击退入侵，虽然打过几个胜仗，但仍然要向对方纳贡。而失败之后，为了安抚民心，又会大肆宣扬天朝上国的理论，从而更加闭关锁国。唐朝时人们以为是天朝上国，那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但到了宋朝，最起码在军事上，中国已经落后于周边国家了，这时候再提天朝上国，那便是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而用的障眼法，催眠术。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天朝上国的美梦。
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梦中惊醒？有可能。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曾使得明朝有可能开创大航海时代。对外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必然使王朝自上而下接受开放的理念，从而结束闭关锁国。然而不幸的是，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思想已经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沉浸了太久。下西洋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炫耀天朝的国威，而几乎没有给探索他国长处留下什么空间。这种状况是由当权者决定的。朱棣的想法，是通过郑和的下西洋，得到更多的论据来支持中国是“天朝上国”这一论点。而作为臣子的郑和也必须迎合朱棣的想法，才能够继续进行自己的航海。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航海运动最后只得出了一个“中国远强于世界”的政治口号，此后便再无下文了。
行文至此，必然会有人质疑。说在宋明之时，中国的科技、经济依然是世界第一，你又如何能将中国的沉沦归咎于这两朝的统治者？请不要忘记我在上文中所说的，中国的沉沦并不时因为物质上的封锁，而是精神上的封闭。汉朝在开始的时候是很弱小的，但是他的思想是锐意进取的，所以他就必然走上一条崛起之路。这条路可能很长，经过了高祖，文景等几代人才最终走完，但他最终必然崛起。而宋朝虽然开始时很强大，但他的思想变得腐朽了，所以他就必然走上沉沦之路。只不过唐留给宋的家底实在太厚，所以要通过宋、元、明、清四朝才能挥霍完全。这期间的各个朝代依然可以是世界第一，但他们依然是错误的，依然要为整个民族最后的苦难负责。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唐代，中国在文化、军事、科技、政治上都是世界第一。但自宋朝开始，中国人因为程朱理学的“上位”而在文化上失去了优势，而文化上的沉沦则导致了中国在宋、元、明、清四朝接连丧失了军事、科技、政治优势，从而变为了近代的东亚病夫。
三、【两个问题的综合】
将一，二两点结合起来看，不难发现，中国在清朝时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实际上是在宋代就埋下了种子。这种子，便是禁锢思想的程朱理学及其上层的宋明道学。因为内部思想被禁锢，所以政治体制迂腐。因为对外的思想被禁锢，所以拒绝去陈纳新。这种禁锢清朝政府没有想去打破，也没有能力去打破，因为他经过了宋元明三代的不断加强，已经是积重难返了。
我们今天将中国19世纪中叶开始的屈辱完全归咎于清朝，实际上是让清朝为宋、元、明三代背了一定的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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